運用地利：加入歐洲共同體

　　愛爾蘭的崛起是最近十幾年的事。它能夠拋棄落後與紛爭的社會，在於告別了悲情的歷史情結，而能以和解的心情看待自己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它能夠快速的發展，在於它能夠利用自己的優勢，並掌握住歐洲統合與全球化的契機。我們可以從「地利」、「人和」與「天時」三個因素來探討它的崛起。

　　雖然 1970年代起，愛爾蘭的經濟與政治都陷入黑暗期，但是後來能夠成為「賽爾特之虎」（Celtic Tiger ）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愛爾蘭於 1973年加入「歐洲共同體」。對於愛爾蘭而言，戰後推動的歐洲統合，為愛爾蘭帶來了龐大的政治與經濟利益。愛爾蘭從1961年首次與英國一起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由於法國與英國的反對，愛爾蘭被拒絕。 1971 年，愛爾蘭再次與英國共同申請，經過兩年的談判，於 1973 年起與英國正式成為「歐洲共同體」的一員。

　　愛爾蘭所以希望成為歐洲共同體的一部分，是基於以下兩點考量。第一、經濟考量。歐洲共同體能夠提供更廣闊的市場，從而帶動愛爾蘭的出口。此外，歐洲共同體的各項財政支持，尤其是結構基金、聚合基金（Cohesion Foundation）等都可以有效增加愛爾蘭的經濟競爭力，縮小與其他西歐國家的差距。第二、可以經由歐洲共同體的平台，擺脫依賴英國的情形，並可擴大與其他歐洲國家的交往。從那時起，愛爾蘭的市場不再局限於國內四百萬人，而是擴及歐洲大陸，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更從數百年來的從屬地位關係，轉換成在歐洲共同體內部的平等關係。

　　雖然歐洲共同體在 1950年代末期即成立，但是整個 1970年代到 1980年代中期，由於法國與英國對於主權仍然執著，因此，超國家的機制與事務發展有限，多數事務仍然掌握在自己國家手中。對於小國而言，歐洲共同體愈走向超國家體制愈有利，因此愛爾蘭能夠從歐洲共同體得到的利益並不多。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中期，歐洲共同體的發展遲緩對於愛爾蘭而言，自然有不利的影響。 1974- 1975 年的石油危機和工商業衰退迫使政府強施緊縮通貨的經濟政策，徵收財產稅並試圖對農民課稅。大環境的不利以及愛爾蘭本身政策不當，至 1980 年代中期，愛爾蘭的嚴重經濟問題浮現抬面。這些問題包括農產品價格下跌、進口量大增、進口石油價格上揚，而生產量微幅增長、人口猛增卻有一半人口年齡在25 歲以下。此外，向外國借貸增加，失業率和通貨膨脹急遽上升。政府發生債務危機，財政赤字占GDP 比重高達 15.8%， 1980- 1987 年期間，愛爾蘭經濟深陷在停滯性通貨膨脹、巨額政府債務與赤字、製造業根基出走、人才外流，十分艱辛的窘境。

　　1987 年通過的《單一歐洲法》（Single European Act, SEA ），使歐洲共同體進一步深化，可以算是改變愛爾蘭命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歐洲共同市場內，商品、人員、勞務和資本自由流通。當時英國對於歐洲共同體仍然抱持著不信任的態度，因此對於歐洲統合並不積極，在經貿事務的開放程度上也不夠。愛爾蘭由於是講英語的國家，與國外接軌方便，勞工也便宜，在政府採行大幅開放政策後，愛爾蘭的經濟開始起飛。 1990 年冷戰結束，歐盟開始擴大，歐洲的商機無限，全球化世界的來臨，更給了愛爾蘭機會。

　　歐洲共同體對於愛爾蘭的發展有著顯著的貢獻。 1973 年愛爾蘭加入歐洲共同體時，還是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在 1989- 1999 年間，歐盟提供愛爾蘭高達 110 億美元的外援資金，而愛爾蘭政府則將這筆資金用於改善交通建設、資通訊建設、提升勞動人口技術水準及城鄉發展上。據統計，援助資金對愛爾蘭經濟的促進作用，在 1989- 1993 年平均每年增長 3.15 %，在 1994- 1999 年平均每年增長2%。資金的正當使用使愛爾蘭避免了其他國家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發生的瓶頸現象，緩解了資金嚴重短缺的狀況。

　　此外，在2000-2006 年間，歐盟對愛爾蘭的援助也高達98 億歐元，大量提供了愛爾蘭政府發展科技上的投資補助。而愛爾蘭政府則將此資源布局於「綠色家園」、「資通訊技術」、「生技藥品健保」、「軟體金融工程等國際服務」、「產品研發及物流服務」等領域。這也可以看出，愛爾蘭政府知道什麼時候必須把握時機，將自己推向舞台，在其間占到一個重要地位。愛爾蘭政府的開放政策與決策品質自然是愛爾蘭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加入歐洲共同體對愛爾蘭的影響是全面性的。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提高了愛爾蘭的農業生產率，為其農業提供了新的市場，來自共同農業政策的補貼和價格支持，使得愛爾蘭的農民獲益匪淺。另外，由於加入歐洲共同體，愛爾蘭失去了某些經濟自主權，再加上直接面對來自其他歐洲國家的競爭，因此，不具競爭力的國內生產者處於明顯的劣勢。在愛爾蘭加入歐洲共同體十年後，大約有90 %的玩具、家庭用品及家具等不具競爭力的傳統企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外國直接投資下所形成的高科技工業，成為愛爾蘭經濟迅速發展的主要動力。

　　加入歐洲共同體，除了在經濟外，在社會文化也受到影響。愛爾蘭原本是一個傳統社會，婦女一向被排除在權力與商業的領域之外，歐洲共同體在 1970年代頒布了一系列有關於平等薪酬、平等機會、社會福利、就業及退休的指令。這些指令使得愛爾蘭政府大幅度的修改了立法，並開創了「就業平等局」來監督與促進婦女的機會平等，從而對愛爾蘭婦女的權利與地位產生重大影響。

　　在政治影響力方面，加入歐洲共同體，愛爾蘭在心理上更自我肯定，擺脫數百年來的從屬感覺。做為一個歐洲的小國，在歐盟的制度之下，愛爾蘭也有機會主導歐洲的未來與發展。迄今為止，愛爾蘭已經先後六次擔任歐盟的輪值主席（分別是 1975、 1979、 1984、 1990、 1996與2004年）。愛爾蘭在2004年上半年擔任輪值主席時，為歐盟的發展做了重大見證，包括成功通過「歐盟憲法草案」，順利接納中東歐新的十國入盟等等。這是五十年前，還沒有獨立的愛爾蘭，想都不敢想的影響力。　　

創造人和：擱置社會與北愛爭議

　　愛爾蘭在經過長期紛爭而快速的崛起，朝野社會能夠形成發展共識是基本的條件。從 1970年代與 1980年代這近乎二十年間，由於政治對立、經濟及社會問題嚴重，選舉頻繁（甚至一年三次），政府變動率高，首長經常變動，政策大都無法貫徹執行，致使經濟嚴重衰退。到了 1980年代末期，愛爾蘭的社會已經開始有了初步共識，社會再如此對立下去，國家只會繼續沉淪。於是經過各方代表、政府官員、學者、工會代表、非政府組織（NGO ）、企業領導等出來，共同研商對策，最後得到的結論就是推行「社會夥伴協定」（Social Partnership Agreement, 1989 ）。

　　這個政策的重點是：社會進步的責任，必須由社會各界共同承擔，總體經濟政策、相關法令、未來發展計畫的形成，必須透過資訊的公開、互相了解、互相合作、並納入廣泛的利益關係人（stakeholder ）參與，理性對話，而形成社會共識。最後達成的共識則作為一份社會人民與政府的「協定」。

　　「協定」包括人民與政府各自所應盡的責任與可享的權利，政府必須遵守「契約」規定與執行，愛爾蘭人民扮演監督者的角色，促使政府盡其責任與義務。不可否認的，愛爾蘭人民與政府「負擔社會責任、全民參與、形成共識」是愛爾蘭能夠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

　　自 1989 年起，愛爾蘭進行了五個「社會夥伴協定」，成功地完成了「勞動法改革」、「社會福利改革」、「稅改」、「高教改革」等一連串的改革計畫，以及數個前瞻性的發展策略，例如進入21 世紀戰略」（Strategy into the 21 th Century ）、「國家發展計畫」（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 ）等。而這些改革及計畫也都獲得大部分人民的支持，經由人民聲音有效傳達至政府、社會資源的整合，政府對於未來的發展共識也形成，愛爾蘭找到了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目標。

　　沒有和平的環境，經濟是不可能發展，這個淺顯的道理，卻經常在民族主義或族群主義的動員下被忽略。「北愛問題」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英愛關係中的重要問題。雖然對於追求統一的愛爾蘭而言，「愛爾蘭共和軍」（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 ）是一群英雄；但是在英國看來，他們卻是一群武裝的恐怖主義者。「愛爾蘭共和軍」的目的是希望將英國逐出北愛爾蘭，但是，他們的悲情訴求並沒有促使英國手軟，卻使得愛爾蘭社會的對立加深，也使得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無法改善。

　　冷戰結束以後，歐洲共同體成為「歐洲聯盟」，國家間界限更趨模糊，經由長達五十餘年的努力，歐洲人民對於歐盟的認同逐漸加強。換言之，對於愛爾蘭人可以分別擁有對自己家鄉、國家與整個歐洲的三重認同，對於北愛爾蘭人也可以保有對愛爾蘭土地、英國與歐洲的認同。就這樣，在歐洲的快速整合過程中，愛爾蘭與北愛爾蘭可以透過歐盟機制交流與融合。因此，傳統上以追求國家統一的「愛爾蘭共和軍」的存在價值，似乎就顯得不是絕對的必要。在冷戰後歐盟快速統合的過程中，曾經是英雄的「愛爾蘭共和軍」的暴力做法也就開始受到輿論質疑與撻伐。

　　從 1990年代起，愛爾蘭國內也有共識，一致認為發展經濟、民生是最迫切的優先選擇，而應該擱置長久無法解決的北愛問題。在美國與歐盟的協助下，愛爾蘭開始與英國修好，「愛爾蘭共和軍」在 1994年與北愛宣布全面停火協議，開始停火談判，並於2005年宣布全面解除武裝。「愛爾蘭共和軍」這個非武裝決定也得到愛爾蘭人民的贊許。放棄武裝衝突與政治操作，愛爾蘭的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事實證明， 1995到2005年停火期間，正是愛爾蘭快速崛起的關鍵時刻，由此可知，「和平」的情境對於愛爾蘭的發展有多麼重要。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愛爾蘭與英國對於北愛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暴力事件頻傳，大概有很少人願意到愛爾蘭去投資。　　

抓住天時：掌握全球化的契機

　　19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世界各國的資金、資源和勞動力的流動日益加快，跨國公司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著自己的最佳投資目標。由於商品、技術、資訊、勞動力和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和有效配置，各國經濟的相互依賴性不斷加深。各國紛紛對本國的內部及外部環境重新進行評估，積極尋求和運用對本國有利的因素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1990年代以來，愛爾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機遇。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人口的快速移動。歷史經驗顯示，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必須仰賴著外國優秀人才的進入，那一個國家掌握住人才，掌握了成長的契機。在歷史上，愛爾蘭一直是個人口與人才的輸出國。但是從 1990年代起，愛爾蘭採取吸收優秀人才的策略，方法是提供一個高福利、高待遇、安全、友善、舒適的就業環境。

　　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2002 年的資料，愛爾蘭 17- 18 歲青少年僅有77 %完成高中學歷，與其他先進國家比較，這個比率並不算高，愛爾蘭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愛爾蘭從外援上（主要來自歐盟的德、法）取得大量的資金援助，這些資金大部分是投資在教育上。愛爾蘭政府對於所有大學、研究所以上學府，提供優渥的學費免除及學雜費補助，這使得愛爾蘭新一代的年輕人都願意接受高等教育或專業訓練。不僅如此，許多其他國家的學生也因此受吸引來到愛爾蘭，其中以印度與美籍愛爾蘭裔為最多。

　　由於愛爾蘭的經濟快速發展，自然也能提供較好的待遇與就業環境，再加上，歐盟的跨國界人力的自由流通，使得歐洲人民願意前往愛爾蘭工作，外籍學生也選擇留在愛爾蘭。在這些移入的人才中，毫無疑問的，美籍的愛爾蘭裔扮演著重要的關鍵，歷史與文化的情懷與經濟的誘因，讓他們像鮭魚般地重新流回愛爾蘭。

　　好的人才，也需要好的環境。在 1960 和 1970 年代，愛爾蘭開始吸引企業前來這個「翠綠之島」，他們提供補助貸款和優惠稅制，邀請企業在夏農（Shannon ）或都柏林設廠。但是，這個策略並沒有收到效果，美國與日本的公司，還是喜歡將他們的歐洲營運中心設在格拉斯哥、威爾斯及其他歐陸中心城市，因為這些地方比較靠近市場，較容易配銷。到了 1990 年代初期，愛爾蘭再次調整策略，他們不再去討好製造業者，而是將目標鎖定在服務業。他們認知到，勤奮、教育水準與使用英語是愛爾蘭的重要資產。愛爾蘭將國家發展重點，從傳統的製造業轉向知識經濟與服務業。

　　愛爾蘭政府一方面積極將市場自由化，有效利用歐盟資源，發展資通訊基礎建設及深化人才教育；另一方面，則授權工業發展局（Industrial Development Agency, IDA ）大規模吸引國際大廠，主要是資訊、生化產業在愛爾蘭投資，提供高素質的工作機會。另外，愛爾蘭政府也成立「國際金融服務中心」，嘗試建立愛爾蘭在全球化金融互動中的新地位，建立「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的概念，希望能夠減少貧富差距，使經濟平均發展，從2003 年起推動一連串的改革，企圖以文化、產業與科技為主，發展出環狀的產業鏈，帶動地方繁榮。

　　歷史有時是非常弔詭的，昨天的不幸或許是今日的幸運。沒有普及的英語教育，愛爾蘭斷然不可能有今天的經濟局面，英語不是唯一的成功要素，但卻是參與國際競爭的利器。愛爾蘭曾受英格蘭數百年統治，語言曾經是界定自我認同的工具。但是在全球化的時代，愛爾蘭人也了解到，語言其實更是溝通的工具，掌握語言，也就掌握了商機。

　　愛爾蘭在歐盟二十七個國家中，是英國之外唯一的英語系國家。這樣的獨一無二，對照著美國公司占愛爾蘭外資公司總產值的八成，似乎讓人看到了一個經濟因素中的非經濟因素。愛爾蘭因緣際會的掌握了這個全球化「看不見的新大陸」上的重要平台，沒有英文做基礎，愛爾蘭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歐洲的「電子轉運中心」（e-hub ）。土地或勞力便宜，可能被後來加入歐盟的東歐國家取代，但要趕上愛爾蘭的英語能力，恐怕得花上數十年。

　　由於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愛爾蘭迅速發展成為連接歐盟和美國兩大經濟實體的重要橋梁。歐盟愈擴大，愛爾蘭的角色也就愈重要。這時，美國跨國公司急於尋求進入歐盟市場的登陸地，英語國家愛爾蘭和英國成為首選。英國由於在歐元問題上的遲疑不決，未能成為第一批加盟歐元的國家，於是大量跨國公司投資愛爾蘭，吸引了其他國家的公司也紛紛到愛爾蘭投資。以服務業為例，美國的保險公司開始利用都柏林與美國的時差，迅速在愛爾蘭設立了申訴中心，將辦公室以外的申訴轉送到愛爾蘭處理。也就是，當美國人在睡覺時，就由愛爾蘭人處理美國公司的業務。在2000年，這種服務模式就為2,500家美國企業，在都柏林創造了25萬個工作機會，是都柏林人口的十四分之一。

　　不論「企業能否購併國家」，但是，隨著全球化而來的跨國公司的確為愛爾蘭帶來了大量的投資，極大程度地推動了愛爾蘭經濟的發展。首先，跨國公司向愛爾蘭繳納了巨額的稅收，充實了國庫收入，減少了政府的財政赤字，協助其實現財政收支平衡。其次，跨國公司進入愛爾蘭，給愛爾蘭帶來了世界先進的技術。然而，跨國公司良好的管理、優越的工作條件和較高的薪金，都對愛爾蘭本國的公司形成了挑戰，導致中小型、低水準的企業紛紛倒閉。那些倖存下來的公司則在競爭中迅速發展，技術和產品的競爭力得到了提高，並打入國際市場。直接投資對愛爾蘭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經濟方面，更影響到愛爾蘭生活的各個面向。同時，跨國公司先進的管理方法和思想觀念都耳濡目染地影響了愛爾蘭人，使他們的思想觀念更新，自信心增強，摒棄了貧窮落後時代的悲觀主義。跨國公司在愛爾蘭的發展還帶動了運輸業、服務行業和旅遊業的繁榮。

　　當然，值得討論的，不是跨國公司可以給愛爾蘭帶來什麼樣的利益，而是為什麼在一個全球化，那裡都可以去的時代裡，為何他們會選上愛爾蘭。毫無疑問的，歐盟的廣大市場、愛爾蘭人民的教育素質與掌握英語的能力，以及國家對於適合產業的選擇與推動是最重要的三大關鍵。如果沒有語言的優勢、歐洲共同市場、高素質的人力，愛爾蘭今日不會崛起，如果不能繼續「運用地利、創造人和、掌握天時」，愛爾蘭這顆綠色寶石也會迅速褪去光芒。對於其他小國而言，愛爾蘭的成功之道，不是更值得思考與學習的嗎？